第一卷～泥里生（账目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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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二节

从人民大队回蚕种场的路像是被拉长了，脚下的泥土黏着鞋跟，每一步都带着说不清的滞重。码头边的风还是腥咸的，却再没了初来时的新奇——开票室的老张头把一串钥匙放在桌上，说场里裁了一批临时工，我的名字在名单上。他说这话时眼神躲躲闪闪，像怕被江风吹散了似的。

我没问为什么，也没力气问，我本来就是临时工。那些在窗口接过蚕农票据的日子，指尖划过粗糙纸张的触感，还有午后趴在桌上看江船驶过的慵懒，忽然就成了要被收走的旧物。

走出蚕种场时，春波桥的石板被晒得发烫。我踩着桥缝里钻出的青苔，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桥洞下空荡荡地响。拐过新洋桥，轮船码头的汽笛声正撕破午后的寂静，检票员撕票的“刺啦”声里，八分钱的车票被捏出了褶皱。车窗外的树影往后退，像要把人民大队的田埂、河边的芦苇，还有姐姐站在河埠头的身影，都远远抛在后面。

牛场弄的石子路凹凸不平，我背着行李箱往前赶，脚底的鞋发出细碎的呻吟。到家时，日头正爬到头顶，母亲系着蓝布围裙从后门进来，手里还攥着一个搪瓷饭盒。“你爸一早去余新了，”她把饭盒往桌上一放，白汽裹着咸菜味腾起来，“托人给你找了机电站的活儿，让你这就过去。”

我刚放下的行李又被拎起来，帆布带子勒得肩膀生疼。“早一个钟头说，我直接从码头坐船去余新了。”话出口才觉出委屈，像个没拿到糖的孩子。母亲叹了口气，往我手上塞了两个白面馒头：“赶不上今天的船了，明儿再去吧。”

这一晚，东栅大街的蝉鸣格外吵。我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眼前总晃过姐姐在河里洗澡的样子。她绾着裤脚站在水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说“你转过身去”时，声音里带着点羞赧的笑意。那时我背对着河，听见水声哗啦，猜想她会不会叫同村的婶子帮忙守着，又怕她洗得太久，晚饭凉了没人热。

“半大不小的，想这些做什么。”我对着天花板撇嘴，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想。要是在人民大队多待些日子，会不会每天都盼着她从桑地里回来，会不会在她教我认桑叶时，偷偷数她垂在胸前的辫子？我一向怕比我大的姑娘，觉得她们眼里藏着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可姐姐不一样。她的眼睛像村头的井水，清凌凌的，照得见人心里的慌张。

“或许真错过了什么。”指尖在被单上划着，忽然冒出这个念头。以后她会嫁给谁？会不会记得有个愣头青，总跟着她后面问东问西？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亮斑，我对着那些光斑祈祷，要她吃得饱，睡得暖，别像我这样，总被生活推着往前撞。

第二天赶早班船去乘到沈荡的船，路过余新时我下了船，日头刚晒热镇上的青石板。父亲不在公社，看门的老蔡秘书领着我穿过堆大院到父亲的住所，打开门，你先休息吧，我联系你父亲。

你先在这儿歇着。他指了指木板床，“你爸说明儿准到。”

我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桌前，看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玻璃照进来，蚊帐上投下毛茸茸的光。直到第二天傍晚，父亲才裹着一身汗味进来，手里的自行车铃铛还在叮当作响。“找张毅去，”他抹了把脸，“他在机电站管事儿，让你接出纳的活儿。”

张毅是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说话时总带着笑。他领我到制面场，让原先的出纳跟我办交接手续，他在去的路上就跟我说了原先小周的情况，“原先的出纳小周怀了孕，家里让她歇着。”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也不光是怀孕，账目上差了点，大伙儿都是镇上的，不好撕破脸。”

我这才明白，我接的是个烫手山芋。

出纳的活儿看着简单：农民挑着麦子来，我称好分量，按市价折算成面条，再在票据上写下数字。麦子的潮气混着面条的麦香，每天都缠在指尖上。可到月底对账时，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总账却比手里的现金少了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把票据翻来覆去地数，指腹磨得发红，数字还是对不上。钱去哪了？是称麦子时看错了秤，还是给面条时多拿了？夜里躺在房间的木板床上，面粉的甜香变成了扎人的刺，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忽然想起张毅说的“小周”。

第二天我循着地址找到镇中的一间平房，门一开，一股煤炉的烟火气涌出来。小周挺着肚子坐在矮凳上，正用抹布擦着婴儿的小衣服，看见我时，眼里的光倏地暗了下去。“公社保卫部让你来的？”她的声音发紧，手不自觉地护着肚子。

“不是，”我赶紧摆手，“我就是……遇到难处了。”我拉过门口的板凳坐下，看着她晾在绳子上的小袜子，“姐，你别管我爸是谁，就当我是你弟，跟我说说，当初你那账……”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指甲在衣角上掐出一道印子。“你还小，很多事不懂。”她抬起头，眼里蒙着层水汽，“我到最后也没查出为什么对不上。可账平不了，上面要问的。我一时糊涂，动了点手脚，结果总账会计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抹了把脸，声音发颤，“我失业了，宝宝还等着奶粉钱呢……这镇上，找个活儿太难了。”

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忽然觉得喉咙发堵。“要是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不关你的事。”她摇着头，眼泪掉在衣襟上，“是我没把握住。”

离开时，夕阳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弯着腰，像株被风吹蔫的麦子。我走在回公社宿舍的路上，反复琢磨她最后说的话——“面底不一”。这四个字像块石头，在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出票据本。第一页写上“1”，底下的复写纸也印出“1”，清清楚楚。怎么会不一样？我把复写纸翻过来，又垫了张薄纸，还是一样。直到手指碰到桌角的塑料垫片，忽然有了主意。

我把垫片塞进复写纸和第二联之间，再写下“1”。第一联清清楚楚，第二联却只剩个模糊的影子，凑近了才勉强看出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