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让徐明感觉到婚姻家庭生活越来越体现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三年书记员的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真实案例，那些案例中活生生的人间悲喜故事，很多是从教科书中找不到的，甚至是想象不到的。有些让他惊讶，有些让他忧伤，有些又让他愤愤不平，有些又让他耿耿于怀无法释然。
徐明还无法做到像自己的师傅东方思义那样，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能心静如水，他多次因为忍无可忍地责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表现恶劣的当事人而被投诉。
徐明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在法院审判岗位上的这份工作，怀疑自己今后会无法继续从事审判工作。以至于他曾产生过想要逃脱的心理，逃脱这种日复一日琐碎而单调的工作。他感觉自己面对形形色色的婚姻案件，已无法平心静气工作和生活。
每当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形，他就会陷入到一种迷茫中。这是一种对工作意义的迷茫，也是一种对人生的迷茫，也是一种对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迷茫，自然也包含着对婚姻家庭和爱情的迷茫。
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如入职宣誓时所承诺的那样，做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他怀疑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虚无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他怀疑社会进步是不是仅仅只是物质的进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反而会越来越贫乏，道德约束反而会越来越无力。他怀疑家庭和婚姻的不稳定问题，是不是会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爱情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可望却难以企及。
徐明忘不了有一次做庭审笔录时发生的尴尬的那一幕，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冷漠的眼神和麻木的表情让他如坠冰窖，双方在法庭上的对话也是让人难以置信。
开庭之前，书记员徐明照例核对着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徐明看着法庭上各自坐在一边，却始终没有对视的双方当事人，核对过两人的身份证后，依照惯例询问道：“原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住址？”
坐在原告席上的女人抬起头说：“我叫曹菊花，今年二十九岁，汉族，种地的农民，住址？现在的住址吗？还是我娘家的住址？现在的住址是乌桥镇宝塔村55号，娘家的住址是河湾乡洲头村90号。”
徐明又转眼看向被告席上的当事人：“被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住址？”
坐在被告席上的男人愣了一下，显然是想着自己的心事走神了，随后反应过来：“马二旺，三十二岁，汉族，农民，住址是乌桥镇宝塔村55号。”
法庭上，国徽高悬，东方思义像往常一样敲击了一下右手边的法槌，那特定木质发出的声音，在法庭的空间里骤然响起，清脆而沉重，短促而利落。
东方思义随后宣布道：“现在开庭，原告曹菊花，你要求与被告马二旺离婚，有何事实与理由？”
原告曹菊花看了一眼对面，又看着审判台上的法官，犹豫了一下：“事实与理由？一定要说事实与理由吗？事实与理由就是穷，穷就是事实与理由。不是一般的穷，是太穷了，穷的没办法再过下去了。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离婚。”
东方思义有些意外地看了看原告，随后便问起被告：“你对原告刚才所说，有什么意见？”
被告马二旺脸色有些难堪：“她从来不顾及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感受，她没有女人的贤良，也不懂的女人的贤良。和有钱人比起来，我是很穷，但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穷的没办法过的。我除了种田，也外出打些工，挣一些钱补贴家用，还是可以过的。”
原告曹菊花不屑地看了看对面：“哼，真是好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有女人的贤良？什么是女人的贤良？女人的贤良难道就是必须跟着一个男人，无怨无悔地受罪吗？女人的贤良就是无论怎么样，都可以让一个男人任意地作贱自己吗？”
被告马二旺不服气地指责原告曹菊花说：“你不要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你没有向法官说实话，事实上是你在作贱我，而不是我要作贱你，你把事实说反了。”
原告曹菊花显得更加气愤了：“哼，哪个作贱哪个？你心里没有数吗？非得要我说出来吗？想要让法官给我们来评评理吗？你要是非得要这样的结果，我就在法庭上说出来，你愿意吗？你不要后悔我没有给你面子。”
被告马二旺脸色铁青，眼神里满是不甘：“那你现在就你说说看，让法官来评评理，你拿我擦汗的毛巾当卫生巾用，是我作贱你吗？法官会同意吗？任何人也不会认为你这个女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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