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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苹果大年，苹果大丰收。我听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招人装火车，赶紧去报名。曹家驹还记得“父故速归”那封电报，非说我是地富后代“董太举”。我说我叫“董太峯”，贫农成份，他说小西山没有董太锋这个人。
我越辩解他越不信，说：“我得知道你爹是谁叫什么名，才敢决定让不让你去。装火车不是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一旦把其他东西带进火车，就是反革命行为。把小西山地主富农放出去搞破坏，我被开除公职回家还算好的，被判刑蹲笆篱子就完了。”我坚持说：“我爹叫董云程，贫农成分。”曹家驹一口咬定：“你家是富农成分，你爹叫掉爪子对不对？”我情急之下，说：“我爹外号不叫掉爪子，叫无声手枪。”曹家驹乐了：“我知道了，你比叫驴还皮实，你爹枪法准，百发百中。”他举手瞄准我脑门“啪”地开了一枪，马上开了介绍信。
我羞愧得恨不能从窗缝里钻出去，转身就走，被他喊回来填表。
我坐公共汽车来到瓦房店，扛着行李一路打听着，来到果品公司报到。负责火车装卸的孙调度说：“我这里不招中学生当装卸工，你赶紧回去。”
我说：“我是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曹家驹主任……”他一把抓过我的行李，狠狠地扔到门外。我不放弃任何机会，等他离开之后，提着行李钻进宿舍。我混在几十个装卸工当中，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孙调度一直没发现。
铁路半军事化管理，车皮不等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装完车皮。
装卸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火车鸣笛就像部队紧急集合。
为了装卸方便，装卸工宿舍健在站台边上。半夜三更睡得正香，突然传来火车的鸣笛声，“呼哧呼哧”排气，车灯顺窗户照进屋里，就是来了车皮。
队长喊：“起来装车皮！”大家钻出被窝往站台上跑，火车停稳，立刻找准车皮进行装卸。每笼苹果五十斤，一节车皮装三百多笼。体力弱的两、三个人装一节车皮，但是挣得少。体力强的一个人装一节车皮，自己搭肩自己扛。
火车一到，我和身强体壮的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车皮。我两只胳膊各夹一笼子苹果，一路小跑上了橇板，进到车厢里码好。我再从车厢里一跃而出，直接从车内跳到站台上，能节省一半时间。每当孙调度过来，我用披肩把脸蒙住。老装卸工们夸奖：“这小家伙真行，和我们装的一样快，垛码的好。”
我鱼目混珠装卸了一个星期火车，孙调度一直没发现，以为我回家了。那天，他发现我正在装车皮，顿时怒不可遏，提着镐把满货场追打。在苹果趟子里，我和他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把我打跑了，我再从那边钻出来，仍抓紧时间装车皮。我俩你追我跑地折腾，他累得受不住，坐在苹果笼子上，气喘吁吁地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装完一节车皮，心疼得要命，仍赶我回去。
老装卸工们都为我说话，他仍不接受一个中学生装卸火车的事实。
装保温车不同于装普通车皮，不但有力气更要有技术。装纸壳箱还好说，每箱三十斤，一次可搬两箱。只要一趟趟靠紧不留空隙，一层层摆上顶棚，都能装够箱数。木箱苹果每箱六十斤，箱体参差不齐，两边用两道铁皮固定。装卸时要抠住箱底搬起来，将果箱翻转，用箱棱卡住肩膀，一系列动作在两秒钟之内完成。从第一箱开始，必须严丝合缝相互卡紧。最后一箱必须投出去，“咔”地一声砸进预留的缝隙中。差一根香烟的宽度就装不进去，重新倒垛就误事了。
每一节保温车车皮固定装两千箱，装涨了多出一箱关不上车门。只有几个老装卸工能装保温车，工钱加倍。发往苏联的保温车，在满洲里口岸接受对方检查。两国关系紧张，对方经常无事生非故意刁难。如果验收不合格过不了口岸，就得一级级追查责任，一直追到装卸工。有人出于对修正主义的义愤，故意装进石头和死老鼠。一旦被对方检查出来，整列车皮的苹果不但报废，还得赔偿损失。
因此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有关责任人还得被判刑。
乍开始装火车，我嫌戴手套不得劲，徒手抓苹果笼子，抓豁了十个指甲。一个月之后，我十根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像套了皮指套。
我和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保温车。我的右侧肩膀上，被苹果箱子卡出一道棱子，用手指头掐都没有知觉。我接连装过两天两夜火车，好几个人累到吐血，脸色煞白不告而别。装卸工除了装苹果，还要装卸其他货物。
我扛过二百零五斤重一麻袋的荷兰尿素，扛一袋挣一分钱。每袋面粉三十斤，我一次扛起八袋。一位膀大腰圆的大叔叫姚成果，除了眼珠子满脸胡子。
我刚来时，他装完自己的车皮都来帮我。他睡在我身边，想儿子了就把我拽进被里面搂着我。他装卸十几年火车毫发无损，那一回卸车皮，不幸被“擀了面条”。十几根圆木从他身上碾压下来，被镶嵌在站台上。我们边哭边用铁锨往下揭，只揭下一层人皮。有人被车门“捂了家雀”，上半身支离破碎下半身囫囫囵囵。孙调度和我打了两个月游击，“中学生”没耽误一分钟没放弃一节车皮，没累吐血也没被砸死，一块皮都没碰破。当然，工钱也和老装卸工一样多。
没有车皮的时候，我不逛街不睡觉不打扑克，去新建库房里面刨土、推土，推一车挣五厘钱。最初的三十多个装卸工，坚持到最后的，除了几个常年“扛小杠”的老装卸工，再是我。那天我装了一夜车皮，白天还在看书。
孙调度进来，朝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这小伙子不简单，将来肯定能当作家。我撵你打你别生气，怕把你累坏了出事故。”我很受鼓舞，勒紧裤腰带，又用饭票兑回一元三角钱，到街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艳阳天》续集。
一位三十九岁的老装卸工对我大声咆哮：“你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哪个作家干这个活？我在旧社会当小半拉子都比你强。学校请我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埋怨我说实话没淌眼泪。顿顿大黄饼子管够吃，白菜炖粉条子可劲造，淌眼泪是尿尿吗？喝瓢凉水憋一会儿就泚出来了吗？我说我丧良心，东家对我那么好还偷苞米，校长带头鼓掌喊口号。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偷东家苞米不对，校长不让我往下讲。你连垫肩、手套、馒头都舍不得买，拿手指盖、肩膀头子、肚皮和火车对命，我这才淌眼泪……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你现在也牛马不如！哪有牛犊子、驴崽子出这样的苦力？你爹你妈不是人揍的，让孩子出这个力遭这个罪。你挣的钱是拿命换的，拿回家你爹你妈怎么花？走，和我到书店，把书退了。”
我不去，他更来气了：“你不心疼钱我心疼。”他一把将书抢走，撕了几下没撕动，往地上摔了几下没摔散，一扬手“哗啦”一声，扔到窗外铁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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