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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书夜里不用站岗，白天不用上山训练，不用跟班施工打坑道，但是各种杂事缠身，很难静下心看书写作。晚上九点钟，连队准时就寝，任何人不得违反条令条例。熄灯之后，我悄悄来到器材仓库，用苫布挂在窗框上，再遮一层三合板，外面看不见一丝光亮。我在桌子上点燃蜡烛，坐在炮绳上写作。
冬天，仓库里冷的像冰窖，手冻的捏不住钢笔，想好的词句冻在脑子里，字写得歪歪扭扭。夏天不能开窗，里面闷热透不过气，成群的蚊子能把我吃了。稿纸上面满是汗渍和蚊血，实际上都是我的血。为了抵御蚊虫叮咬，我把皮大衣裹在身上，把脚浸在帆布水桶里。部队的蚊子也懂兵法，一会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会儿各个击破，一会儿围城打援，一会儿声东击西。我裸露的双手和脸，被咬出一片片大包。在写作过程中，我用大巴掌猛扇自己的耳光驱赶蚊虫。
我被大衣捂得大汗淋漓，一晚上不喝光一桶凉水就得脱水。只要有人公干、探家、治病等下岛，我让他们把稿件带到大连寄走。稿件复写完，我头半夜送到柳条投进邮筒，不许它们在连队过夜。我写了许多篇新闻报道、故事、“四不像”等文章，复写多份一稿多投。那天，我将十几份稿件全部发走：《电影场上学雷锋》《人生观集纳》《寓言》《好消息》《过端午》《点名》《北小圈》《信》《将军石小记》《官兵球赛》》《让青春充满力量》《海岛战士的乐趣》《高粱红了野鸽子唱》《猜迷语选文书》《军人须知二十条》《一件邮包》等。
我还不知道，新闻稿件必须由政治部审查盖章，或者附上发稿签。
我还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也邮到各种报刊杂志编辑部：《老牛根买鞋》《憨二叔买自行车》《北海道逸事》《远处的青山》《一个老兵的心事》等。
那些报刊杂志如同裸露的皮肤，我的稿件是蚊虫，不被编辑一巴掌拍死就得遭到驱赶。我不断接到退稿，是一堆堆蚊尸。我发小说稿也和新闻稿抢时间，变成一只只飞蛾扑向烛火。我有三个良好习惯，是我人生拧绳车上的三股绳。任何情况下，我睡觉之前必须刷牙，锻炼身体冷水浴，看书写作笔耕不辍。
全军只有《解放军文艺》一份文学杂志。各大军区、兵种政治部都有创作室，编制若干专职创作员。军一级单位还有文化处，编制专业创作干事。他们都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别说我一个黄海深处的守岛战士。据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每天来稿如山，这边用小车往里面推，那边用小车往外面送，让人想起殡仪馆的一条龙服务。能被编辑触碰过的稿件，比被活佛摸顶还荣幸。侥幸被编辑初审看好的稿件，如同经过太监初选的宫女，不知哪一审还得拿掉。即使过得了终审那一关，也不一定发表，不是版面有限就是被名家作品挤占，再是全文发表首长重要讲话，再一期期往后排，排来排去排没影了，被新的作品代替。
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作品，比宫女被皇帝临幸还荣幸。
宫女为了不在宫中老死，如能和编辑合作，也是太监与宫女“对食”。
司务长从守备区回来，给干部们下发“价拨”服装。这是军需部门发给干部不在换发范围内的军需品，象征性交点钱。预感到复员的老兵们涌到司务长屋里，想捞点油水。我鄙视低三下四捞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感到危机迫近。
离年底不到三个月，这期间如果不发生奇迹，我就得复员回小西山了。
我不能闷着头傻写，还得做点有实效的事情。最有实效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将时光倒流，否则还得写稿。自从坑道山上一别，我的灵感，也被“大红花”带到大海深处的孤砣子上。从天边划过的那一丝微光，在暗夜里一闪即逝。
那些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离奇古怪的文学构思，被小白鸡带到天国。
雷排长的忠告、连长和指导员的如实相告、姐姐的一厢情愿，把我推向难以摆脱的难堪，几把达摩克里斯剑，在头顶上越悬越低。我最害怕生活平淡无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波澜不惊的日子绝不属于我，吃饱穿暖就是玩物丧志。
只要迈过文学这道坎子，命运或许能峰回路转。这是一条云中险路，也是唯一一条充满希望的路。我时刻不敢忘记“勾践”的提示，走出小西山是我人生永恒不变的定律。我时刻不敢懈怠，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写稿发稿，源源不断地接到退稿，变成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哪怕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仍能让我在幻想中度日。或许某一天来船，我会收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
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中，马丁·伊登退稿的主要可能，是一个作家和编辑都不认识，连一个曾经尝试过写作的人都不认识，没有谁来暗示他、指点他给他一点儿忠告。我也不认识任何作家和编辑，入伍前有郝文章的指导、徐百礼的感召。入伍之后，班长罗未来、郎青、指导员和副指导员，都给了我很大启发、并提供各种方便。我想我和“马丁·伊登”的最相似之处，就是邮路。
他的邮路是一台机器，把自己倾注心血的小说、诗歌等交给这台机器。它们横贯大陆，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隔了一段时期，邮差又把这些稿件送还给他。
我的邮路在海岛和大陆之间，是下了一条没挂诱饵的“串钩”。
我的稿件或许根本没登陆，老牛船一定为我私设一间分理所，船没靠岸，已将稿件分离。没有价值的新闻稿被无情地抛进大海，在海面上漂浮一层。
厚厚的小说稿，盖上“不予采用”的印戳，挂上串钩退回广鹿岛高三连。即使到了海枯石烂那一天，我也别想钓上一条鱼，哪怕一只虾怪。和“马丁·伊登”截然不同的是，我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集体主义者。我急切地想融入社会、部队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一员。我一块小小的皮肤，必须植入到庞大的社会肌体上才能存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集体什么鸡灯都不是。
我写了这么多稿子，没有一篇比得上《天亮鸡叫》。不管怎么说，编辑还给我来了封信，提出意见让我重写，起码得到一点儿安慰。我想，一定是署名上出了毛病，编辑只要看到“董太锋”三个字，不屑地把稿子扔进字纸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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