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四年秋收的时候，新家峁打谷场上的麦垛堆得比了望塔还高。王石头带着人过秤，每称一担就吼一嗓子：“又一百斤——哎呦，这袋得有二百！”
苏婉儿抱着账本站在旁边，算盘打得噼啪响：“王大哥，你慢点吼，我这边记不过来。”
“记不过来也得记！”王石头笑得嘴咧到耳根，“二十五万斤啊婉儿姑娘！二十五万斤！老天爷，我王石头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粮！”
李健蹲在麦垛旁，抓起一把麦粒，颗粒饱满，沉甸甸的。他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用牙咬开——麦香混着泥土味，是丰收的味道。
“李兄弟，”王石头凑过来，“扣掉赋税三千斤，种子五千斤，口粮十二万斤，咱们还能剩九万五千斤存起来！九万五千斤啊！够咱们吃半年！”
李健吐出麦壳，笑了：“不止。水利修好了，明年产量还能涨。我估摸着，明年能到三十万斤。”
“三十万……”王石头咽了口唾沫，“那得盖多大的粮仓啊！”
丰收的喜悦在村里蔓延。但李健更关心的，是另一组数据——吴先生刚刚整理好的人口统计册。
“李盟主，您看。”吴先生把册子摊开在粮袋上，扶了扶眼镜——新换的琉璃镜片，李健托马老爷从西安府带回来的，看得清楚多了。
“截止九月底，新家峁联盟总人口三千八百七十三人。”吴先生指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其中，十六岁以下儿童二百四十二人，六十岁以上老人一百八十五人，青壮年一千六百四十六人。剩下的是妇女。”
“出生和死亡呢？”李健问。
“今年一至九月，出生五十八人，死亡二十一人。”吴先生翻到下一页，声音有些激动，“净增三十七人。李盟主，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在大明全境人口负增长的当下，咱们这儿，人口在正增长！”
他详细解释：死亡的二十一人里，老人十二个，都是七老八十，自然老死；病死的五个，都是旧疾——两个肺痨，一个心疾，两个陈年伤；意外死亡四个：两个修屋顶摔伤，一个夏天在河边溺水，一个被毒蛇咬。没有婴儿夭折，没有产妇死亡，也没有瘟疫死亡。
会议室里，所有委员都沉默了。连一向爱说笑的李大嘴都张着嘴，说不出话。
“这……这真是咱们这儿？”钱老倔声音发颤，“我老家那个村子，去年一年死了三成人，一半饿死，一半病死。新生娃？就两个，还都夭折了。”
“是真的。”吴先生把册子传给大家看，“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记录，谁家生了，谁家死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苏夫人每天更新，错不了。”
李健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数据会好看，但没想到这么好。在明末的陕北，一个三千多人的社区，九个月只死了二十一人，而且大多是自然死亡——这放在前世，也是低死亡率。更别提五十八个新生儿全部存活，产妇零死亡。
外面是什么景象？李大嘴的情报员昨天刚带回消息：绥德县城外有个“万人坑”，不是埋战死的，是埋饿死的。今年前九个月，绥德县死了八千多人——饿死三千，病死三千，战乱死两千。新生儿？县衙的户房书吏说：“生什么生？怀了都流掉，生下来也养不活。”
“咱们这儿……真是天堂了。”赵木匠喃喃道，眼眶红了，“我爹是饿死的，我娘是病死的，我大哥是逃荒路上被官兵砍死的。要是他们能活到现在……”
“不是天堂。”李健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清晰，“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有饭吃——咱们开荒种地，修水利，施肥料；有衣穿——咱们种棉织布；有房住——咱们烧砖建房；有病能医——咱们建医院，培训医生；有接生员保母婴平安——秀兰她们日夜学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外面都没有，咱们有。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咱们一锹一镐干出来的。”
他说的是事实。新家峁的“奇迹”，是无数个“小事”堆积起来的：
粮食自给有余——没人饿死，连老人孩子都能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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